12月11日，世界银行发布《2025年世界发展报告：以标准引领发展》，近50年来首次聚焦“标准”，对全球标准现状进行了全面分析。报告详细阐述了标准化的发展历程，提出标准是经济基础设施的根基，强调“标准不仅是技术规则，更是创新与全球竞争力的基石”。报告指出，国际标准化活动对于加速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但当前全球标准化工作正面临标准碎片化等共同挑战，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国际标准化工作中存在障碍，报告还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参与国际标准化工作提出建议，并呼吁国际社会支持中低收入国家标准化发展，加大对标准的经济与社会影响力研究。现将报告主要观点内容摘译如下：
标准是经济繁荣的隐性基础。标准体现集体知识的沉淀，有助于构建信任基础，保障经济高效运转。作为维系一致性、加强兼容性、保障质量安全的共同准则，标准已超过技术本身，成为现代经济无形的基础设施。标准对经济繁荣发展至关重要，若将其视为跳板，便能促进发展；若将其化作枷锁，必将扼杀进步。
全球对标准的需求呈爆发式增长，标准的重要性前所未有。自21世纪以来，绝大多数国际标准都已制定完成。如今与标准相关的非关税措施几乎覆盖了90%的全球贸易领域。从支付的数字系统到电动汽车的充电站，标准可以促进新技术发展进而带来经济效益，掌握标准还可以增强国家竞争力，防范技术、金融和环境风险。伴随供应链复杂化、商业活动数字化，以及高收入国家对安全需求的持续攀升，标准已成为扩大出口增长、加速技术扩散、提升公共服务韧性的必要前提。然而，真正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的门槛依然很高。发展中国家往往缺席国际标准制定的决策过程。数据显示，这些国家在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技术委员会中平均仅占不到三分之一席位，在非政府间组织的技术委员会中占比更是微乎其微。这种缺席实质是对发达经济体优先权的默认。低收入国家不参与标准决策，相当于放弃了推动本国发展重点领域的关键机遇。
标准的三种类型。一是测量标准，体现为测量一致性，对构建测试和认证体系至关重要。二是兼容性标准，表现为互操作性和可替换性，为规模和秩序提供动力。三是质量标准，用于保障性能、安全性和可靠性的基准。如集装箱标准构建了尺寸规格、堆叠方式、集装箱与船舶甲板或卡车连接螺旋锁扣、强度要求与吊装规范等统一技术要求，消除了陆海联运中的关键瓶颈。自1965年国际标准发布后，推动发达国家间贸易额在15年间累计增长了1240%，远超贸易政策影响。
标准是实施经济政策的重要工具。借助自愿标准，政府可以为企业提供“如何合规”的技术路径，引导创新与质量升级。而在涉及生命安全、公共健康、环境保护等领域，政府需将关键标准上升为强制性要求，规范市场有序运行。报告建议，自愿性标准制定应由需求牵引，只有在强烈的市场需求或社会需求驱动下才制定自愿性标准，在行业自我调节失败或面临碎片化及不正当竞争问题时，政府可召集制定自愿性标准；强制性标准的制定，主要适用于卫生、安全、环境保护和防止商业欺诈行为等领域，以维护基本公共利益。
标准愿景必须与国家发展能力相符。各国应充分考虑其经济发展阶段的轨迹，来确认适宜的国家标准发展策略。如图1所示，发展中国家标准化可采用“调整适应—对标接轨—主导制定”的渐进发展路径。在发展早期阶段，开展“调整适应”，谨慎采用国际高标准，根据本土实际进行适配，防止照搬最佳实践造成过高合规成本；随着质量基础设施的完善，进行“对标接轨”，逐步对齐国际标准以减少经贸摩擦；在具备相应技术与治理能力后，探索“主导制定”，在优先发展领域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如韩国通过标准化战略实现转型，其在ISO等国际标准组织的参与度显著提升，从“标准接受国”转变为“标准制定国”。再如卢旺达“标准成长”计划也是典型案例，通过标准计划有效帮助中小微型企业逐步实现国际标准合规。报告指出，这种分级的渐进路径，可帮助各国避免因广泛采用国际标准而出现的碎片化问题，在保持与国际标准总体兼容的同时，按照本国不同层级的合规能力或监管严格程度，制定适宜本国发展的标准。同时，应注意标准发展与合规能力相匹配，避免造成双重风险：超出本国企业和监管的合规能力“照搬标准”，会滋生选择性执法、腐败问题和市场过度集中。相反，标准长期门槛过低则会损害公共利益。
图1：标准策略的渐进路径
报告在《标准在东亚奇迹中的作用：全球竞争力的核心基础设施》专栏中，指出中国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准战略从趋同转向积极参与标准制定和自主创新。中国的标准化战略与政府推动制造业发展的举措紧密结合，在平衡国家导向与市场活力之间找到了平衡点，使中国逐步成为关键新兴技术标准开发的全球领导者。以电信行业为例，中国从制定第三代无线通信技术的独立标准，发展到主导5G标准。在高速铁路领域，中国从技术引进国转型为标准制定国，主导制定国际铁路联盟（UIC）高铁国际标准，支撑雅加达—万隆铁路、蒙巴萨—内罗毕铁路等重大国际项目，既彰显了经济影响力，又成为标准推广的重要载体。同时报告指出，标准外交一直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与其他国家在标准化领域的双边协议数量从2017年的81项，涉及47个国家，增长至2023年的108项，涉及65个国家。
强化标准与质量基础设施联动。检测、认证、计量和认可体系，是标准有效实施的基础（如图2所示）。但全球的情况发展不一：基于全球质量基础设施指数（GQII）等指数显示，低收入国家计量、认证等存在严重不足，陷入“有标准、无能力”困境。高收入国家则有多个国家级实验室体系和独立认证机构，在人均收入、出口表现、事故率和假冒伪劣监管方面明显优于低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私营检测实验室占比超60%，中低收入国家检测实验室服务覆盖与效率不足。例如，埃塞俄比亚仅有不到100名通过ISO认证的合规审核员，而德国有1.2万名，合规检查能力差距显著。此外，由于质量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高昂，在中低收入国家的企业合规和认证费用可能高达42.5万美元，奇高的成本和复杂的流程却让企业望而却步。各国应从关键领域开始，由公共部门提供质量提升服务，再逐步向私营部门开放，同时通过简化认证流程、承认地区间认证的等效性以减少重复实施成本。
图2：标准与质量基础设施
标准可在经济增长、民生保障、环保效益、治理水平四个方面发挥效能。一是经济方面，标准可以促进有效增长，提升规模效益。对国内，标准可通过统一产品和服务基准、降低市场信息不对称，推动企业从低价竞争转向质量竞争；对国际，标准已成为比关税更普遍的准入门槛，中低收入国家可通过采取适合的标准策略，平衡国内市场与出口市场要求。报告列举了中国推行电动汽车的案例，在严格的空气质量标准和绿色产业政策的推动下，中国已经减少了污染和排放，同时使中国企业超越了传统的汽车行业领导者，到2023年，中国在全球电动汽车销售中占据市场领先地位。二是民生方面，有效提升医疗和教育领域的服务质量。标准可以确保医生接受规范培训、疫苗有效、药品和学校达到质量标准。中低收入国家60%的死亡病例，都可以通过优质医疗服务预防或治疗。如印度医院采用的分娩检查清单等简单流程标准，让孕产妇死亡率降低近47%。在教育领域，明确的教学质量标准助力巴西塞阿拉州在实施标准后的二十年内，将低年级识字率得到明显提升。三是环保方面，环境与技术标准是管控全球风险的关键。当前全球99%人口呼吸的空气质量，已超出世界卫生组织（WHO）安全标准，导致生命损失和生产力下降。若能严格遵守这些标准，全球人均寿命有望延长近两年。四是质量方面，治理标准可以有效提升政府行政效率。标准有助于将公共部门的自由裁量权转化为纪律的隐形约束。目前全球公共部门有3.73亿工作人员，通过为招聘、薪酬和采购制定明确标准，可以提高行政透明度和效率。
技术革新与地缘政治格局加速调整，各国要共同应对全球标准领域重重矛盾。当前，技术标准成为大国博弈的关键战场。如果说二十世纪的标准曾凝聚全球共识，而在当今这个日益碎片化的世界，标准的割裂将使发展中国家陷入两难境地：当竞争性标准层出不穷时，他们该如何在这个标准割裂的世界中找到方向？其一是标准数量激增，尤其在环境、社会和治理领域各类指标以及相关国际排名、评级和指数，虽然在形式上是自愿性的，但实际已沦为强制性标准，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其二是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发展速度，正在远超各国政府及国际标准制定机构的规则制定能力。一方面，对于包装薯片这类无关紧要的产品，标准多如牛毛；另一方面，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等具有变革意义的高风险技术，标准却存在巨大空白。新兴的变革性技术对人类安全与福祉造成严重威胁，但在国际标准层面缺乏有效约束，加之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了标准碎片化风险，阻碍了相关必要保障措施的及时建立。
图3：报告对中低收入国家的主要政策建议
为更好发挥标准作用，使标准成为发展的“跳板”，各国应采取以下措施。如图3所示，对于中低收入国家，一是鼓励企业提升出口产品质量，而非强制推行不切实际的指标。二是适应和调整标准，使之与国家执行标准的能力相一致。三是在区域范围内投资并共享优质基础设施资源。对于国际社会，一是支持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参与制定国际标准。推动制定反映各国不同能力的分级标准和设计标准。二是制定可信的新兴技术标准，共同采取防止或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三是扩大关于标准对经济和社会影响的研究和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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