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上午，第27届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主席、自ISO成立以来首位华人主席张晓刚在2025全国机器人和智能制造技术与标准创新发展大会上讲了一个故事：马斯克为什么不做国际标准？这个故事发人深省，《学习标准化》第一时间进行了梳理研究，形成了下面这篇文章，供大家参阅。
一、 为什么马斯克不做国际标准？马斯克不做传统国际标准的根源是其颠覆性技术路线与组织生态策略。马斯克及其企业体系主动避开国际标准组织（ISO、IEC等）的传统流程，并非能力不足或忽视标准，而是选择了一条更具侵略性和效率的“事实标准”主导路径。这套策略的底层逻辑与特斯拉的核心方法论一脉相承，可归结为以下三个层面。
（一）第一性原理思维排斥基于共识的折中妥协。马斯克决策与创新的基石是“第一性原理思维”。这种方法要求抛开一切现有参照和行业惯例，回归事物的物理本质进行重建。在标准制定领域，传统国际标准往往是各国、各企业利益与技术路线反复协商、妥协折中的产物，是一个寻求“最大公约数”的过程。这与马斯克“从物理本质出发寻求最优解”的第一性原理根本冲突。他认为，基于陈旧产业共识的标准，会扼杀颠覆性创新。因此，他选择不进入这个“妥协游戏”，而是直接创造出一个技术上更优的解决方案，并通过市场力量使其成为公认的事实标准。无论是SpaceX用工业级零件替代昂贵的“航天级”零件，还是特斯拉重新定义电池包与车身制造，都是这一思维在实践中的体现，其成果本身就成了该领域的新基准。
（二）敏捷迭代的技术节奏无法匹配传统标准制定的缓慢周期。传统国际标准的制定周期漫长，从提案、讨论、草案、征求意见到最终发布，常以年甚至数年为单位。而马斯克旗下企业，尤其是特斯拉，推行的是“敏捷硬件开发”模式。该模式通过硬件模块化、并行迭代和持续部署，使得产品能以“周”或“月”为单位进行快速改进和升级。这种迭代速度远超传统汽车行业5-7年的车型换代周期。等待或参与传统标准制定，会严重束缚其技术迭代的手脚。马斯克的策略是“开发即部署，部署即标准”。当竞争对手还在研究上一代产品的标准时，他的下一代产品已经定义了新的性能与接口规范。这种以远超行业平均速度进行创新和部署的能力，使得任何试图固化现有技术的标准都显得滞后和过时。
（三）通过开放专利构建排他性生态联盟以实现“曲线主导”。2014年特斯拉开放所有电动汽车专利，是理解其标准战略的关键案例。这一举动表面上是放弃知识产权，实质是一场精妙的生态主导行动。当时，特斯拉的充电标准与中美欧等主要市场的“国标”均不相同，陷入孤立。开放专利，实则是以免费技术为诱饵，吸引其他厂商采用特斯拉的技术体系，从而将其充电接口、电池管理等一系列规范“打包”推广出去。其最终目标，是创建一个以特斯拉技术规范为核心的行业标准，并以此“绑架”或影响国家级、国际级标准的制定。这形成了一种“排他性联盟”：采用特斯拉专利的厂商越多，其技术路线的事实标准地位就越稳固，而后来者若想采用不同技术路线，将面临巨大的兼容性和生态壁垒。这比在会议桌上与竞争对手谈判标准条款更为高效和根本。
二、 这对全球标准竞争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全球标准竞争已从“规则协商场”转向“技术事实与生态体系”的复合战场。
马斯克模式的盛行，标志着全球标准竞争范式发生了深刻转变。竞争的核心已不再局限于在国际组织会议上争夺标准文本的起草权，而是前置到了技术研发、市场应用和生态构建的早期阶段，呈现出复合化、动态化的新态势。
（一） 竞争焦点从“文本标准”前移到“技术事实”与“架构标准”。过去的竞争集中在标准文件的最终表述。现在的竞争，首先是对最前沿、最具颠覆性技术事实的创造。谁率先实现技术突破并大规模商业化，谁就掌握了定义该领域基准的主动权。例如，特斯拉的一体化压铸车身、4680电池包本身就成了行业追赶和研究的“事实标准”。更深层次的竞争是“架构标准”，即定义整个系统的技术框架、接口协议和数据规范。马斯克通过开放电动汽车专利和未来可能开放FSD（完全自动驾驶）系统，意在让全球车企在其设定的技术架构内进行开发。这将使竞争从“做什么样的产品”升级为“在谁的架构上做产品”，后者无疑拥有更强大和持久的控制力。
（二） 竞争主体从“国家与联盟”扩展到“跨领域技术帝国”。传统标准制定主要由国家代表团、行业联盟和大型企业参与。如今，像马斯克这样的“跨领域技术帝国”成为新的强力竞争者。他的事业版图横跨航天（SpaceX）、电动汽车与储能（特斯拉）、人工智能（xAI）、脑机接口（Neuralink）、隧道交通（The Boring Company）甚至社交媒体（X）。这些业务并非孤立，而是紧密协同，构成一个名为“Muskonomy”的独特生态圈。例如，SpaceX的星链（Starlink）可为特斯拉提供全球卫星通信；特斯拉的自动驾驶数据训练xAI的模型；xAI的成果又反哺自动驾驶和机器人（Optimus）。这种跨领域协同产生的复合创新，使单一领域的传统企业或联盟在标准竞争中难以招架。竞争演变为一个以强大核心技术为原点、不断衍生和整合的生态体系，与另一个同类体系之间的对抗。
（三）竞争逻辑从“公益与兼容”转向“战略与锁定”。传统国际标准强调公益性、广泛兼容性与公平接入。但在新态势下，标准日益成为大国科技竞争和巨头生态战略的“隐形武器”。标准制定与地缘政治目标、技术霸权维护、供应链安全深度绑定。例如，在人工智能领域，规则制定已成为治理模式的博弈。美国试图通过联盟构建排他性的“民主科技联盟”，而中国则通过“一带一路”等合作输出自身的技术治理框架。企业层面的竞争逻辑则是“生态锁定”。通过事实标准吸引用户和开发者，形成庞大的用户基数、数据闭环和专用供应链，从而产生强大的网络效应和转换成本，将参与者“锁定”在自己的生态内。这种锁定效应带来的竞争优势，远比收取专利许可费更为牢固。
三、中国如何应对？中国的应对之道在于构建“自主技术-开源生态-治理话语”三位一体的新型标准能力。面对标准竞争的新范式，中国需超越单纯参与国际组织会议和增加提案数量的传统思路，进行系统性、前瞻性的战略升级。应对的核心，应从“规则跟随”转向“体系塑造”。
（一）以“第一性原理式”的源头创新夯实事实标准的基础。中国必须鼓励和支持基于“第一性原理”的颠覆性、非对称创新。在那些尚无明显国际标准或现有标准存在缺陷的新兴赛道（如6G通感算一体、量子信息、先进核能、脑科学与类脑智能），集中力量实现从“0”到“1”的突破，创造出全新的技术事实。例如，在量子通信领域，中国已实现技术突破并牵头制定国际安全标准。应系统性地将这种优势从技术突破延伸到标准主导。这意味着研发规划之初，就需将标准化潜力作为关键考量，确保原创技术具备易于推广的接口和架构，为后续转化为全球公认的事实标准或架构标准铺平道路。
（二） 主导战略性开源项目以掌握架构标准与生态构建主动权。对于软件和系统层面，尤其是人工智能、操作系统、工业软件等领域，应积极学习和优化马斯克的“开放-主导”策略。国家应引导和支持龙头企业、科研机构，在关键“卡脖子”软件和平台领域，发起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项目。这不同于简单的代码开放，而是要像特斯拉开放专利一样具有战略意图：通过提供先进、易用的基础架构，吸引全球开发者基于中国主导的技术栈进行应用创新，从而在事实上形成以我方为核心的开发者生态和产业生态。当前，中国支持“深度求索”等开源模型的推广是一个正确方向。下一步需在更底层的AI框架、机器人操作系统、新一代工业互联网平台等方面进行布局，通过开源构建难以撼动的生态优势。
（三）在国际治理框架中主动提供“中国方案”并推动“南方标准”。在数据治理、人工智能伦理、碳排放等全球性治理议题上，中国不能满足于应对和解释欧美提出的规则。应基于本国在数字经济建设、绿色能源转型等领域的成功实践，提炼出系统的治理原则、监管框架和技术标准，将其转化为可供国际社会讨论和选择的“中国方案”。例如，中国在人工智能治理上强调“以人为本、智能向善”，这便是价值观层面的方案输出。更重要的是，要联合广大发展中国家，推动建立更符合“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和技术发展阶段的国际规则与标准。通过技术援助、能力建设和基础设施合作（如“数字丝绸之路”），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基于中国技术和标准的数字与绿色体系，从而在美欧主导的传统标准体系之外，形成具有广泛基础的“南方标准”新势力，重塑全球标准格局。
（四）升级标准化工作体系以适应快速迭代的技术竞争。最后，必须改革自身标准化工作的体制机制，使其适应技术快速迭代和市场竞争的需要。这包括：建立针对颠覆性技术的“快速通道”标准制定机制，缩短从技术成熟到标准发布的时间；鼓励“团体标准”、“企业联合标准”等市场自主制定标准的快速发展，使其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并择优转化为国家或国际标准；加强标准与知识产权（尤其是标准必要专利SEP）的战略协同，使技术创新能更顺畅、更有效地通过标准实现全球价值。标准化机构应从传统的“规范制定者”更多转向“生态促进者”和“平台搭建者”，为中国原创技术成为全球事实标准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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