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中国标准化领域上演了一场静默却深刻的“大变革”。来自官方平台的数据揭示了一个极具冲击力的事实：据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显示，全年备案废止的地方标准高达14542项，这一数字不仅是2024年的5.04倍，甚至远超同年新制定的9055项地方标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立项的地方标准数量同比显著下降。这一“一升一降”的剧烈变动，绝非简单的数量增减，而是标志着我国地方标准管理体系正在经历一场自上而下、目标明确的系统性重构，其核心逻辑是从“地方规则”向“统一市场规则”的艰难转身。
这场规模空前的清理行动，其动力源泉直接来自于国家层面对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坚定决心。过去，部分地方标准在保障区域安全、满足地方特色管理需求的同时，也在客观上异化为构筑市场壁垒、实施地方保护的隐形工具。不同地区对同一产品设定互不兼容的技术参数、检验方法或准入门槛，无形中割裂了市场，增加了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这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背道而驰。
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试行）》为代表的顶层设计文件，将清理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与做法列为核心任务，地方标准自然成为需要重点梳理和规范的对象。在此框架下，市场监管总局于2025年启动的深化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试点，目的明确，即探索破除利用标准实施地方保护的新机制。各地随之响应的，不仅是清理废止的雷霆行动，更是对地方标准自身定位的深刻反思与重新校准。一系列量化目标，如部分地区提出的压减存量标准不少于40%，清晰地传递出“做减法”的决心。这场改革的核心指令是：地方标准必须从过去追求“大而全”的覆盖，坚决收缩至其应有的法定范围，即主要限定在满足地方自然条件、风俗习惯等特殊需要的技术要求，以及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等领域，为市场竞争和技术创新腾出广阔空间。
超万项旧标准的集中废止，其直接效果是打破了横亘在区域之间的“标准围墙”。一些以“特色”“保护”为名，实则阻碍商品要素自由流动的旧规被扫入历史。例如，在消费品、通用工业产品等领域，许多并非必要的地方标准被取消，意味着企业只需遵循统一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即可在全国市场通行，极大降低了合规成本与市场准入的隐性障碍。
更为深刻的变革在于标准供给格局的重塑。地方标准大规模“退潮”的同时，市场自主制定的团体标准迎来了发展的“涨潮”。这正体现了“政府保基本、市场促创新”的现代标准化治理理念。政府主导的地方标准，其角色正清晰地向公共安全、绿色生态、基本公共服务等“底线”领域聚焦，扮演好守护公共利益的“守门人”。而将产品性能、技术创新、质量分级、服务体验等竞争性领域，更多地交给市场主体通过团体标准去规范和引领。团体标准具有反应敏捷、机制灵活、贴近市场的天然优势，能够快速响应技术创新和消费升级的需求，成为激发产业活力、打造质量品牌的重要工具。此次改革通过大幅压缩地方标准的数量与范围，实质上是为团体标准等市场标准“腾笼换鸟”，引导标准化工作从政府单向推动，转向政府与市场双轮驱动、互补共进的新生态。
这场“大破大立”的深层意义，在于为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清扫制度障碍、筑牢统一的技术规则基石。它解决的不仅是眼前的市场分割问题，更是面向未来的发展动能问题。
首先，它直接服务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统一的市场基础制度规则，是市场高效运行的前提。通过清理和规范地方标准，在全国范围内实现重要领域关键标准的互认统一，能够显著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使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为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奠定坚实基础。其次，它倒逼产业升级与创新。当企业无法再依赖带有地方保护色彩的标准获得市场空间时，就必须转而依靠技术创新、质量提升和成本控制来赢得真正的竞争优势。统一开放的市场环境，为优质企业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通过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推动整个产业向中高端迈进。最后，它重塑了地方治理的现代化理念。改革要求地方政府必须转变过去通过细微技术规定进行微观干预的惯性思维，将工作重心更多转向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维护统一的市场规则，从事前审批转向事中事后监管。这是一种治理能力的升级。
展望未来，地方标准的“瘦身”与“健身”过程仍将持续。改革的焦点将从数量上的大幅削减，逐步转向对保留的地方标准进行质量的全面优化与动态维护，确保其科学性、规范性与必要性。同时，如何培育和发展有公信力、有活力的社会团体，制定出高水平、广应用的团体标准，将成为检验改革成效的另一个关键。这场深刻的变革清晰地表明，中国的标准化事业正在经历一场从理念到实践、从体系到能力的全面进化。其最终目标，是构建一个层次分明、功能清晰、运行高效的新型标准体系，让“标准”这一基础设施，真正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开放的坚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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